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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閱︱紅咖哩黃咖哩︱哪裡買
內容簡介,內容試閱,作者簡介,目錄,序,內容連載
內容簡介
她以文字構築與山相關的記憶，描繪一群想逃避朽壞卻無處可逃的人。
10篇關於深邃的綠，原始的氣息，以及綠裡的諸多傳奇。
〈心愛的蘭花孩兒〉10篇關於深邃的綠，原始的氣息，以及綠裡的諸多傳奇。
在一片哀號中，他並不顯得特別突出，從山頂走回來身心經過一次洗滌，他覺得可以原諒一切，但是每當黃昏到來，他的背脊好似有蟻群在爬，熱癢難過，他就像一列脫軌的火車，斜倒在地，跟這個世界錯位挪移。
〈綠斗蓬〉
院子裡那對母子很沉默，幾乎不對談，卻極有默契，一個拿著鋤頭鋤草，一個撒培養土，有時少年附在母親耳邊低語，原來她幾乎聽不見，他們好像不屬於這世界，從心靈的一角剪下來的。
〈最後的櫻木花道〉
他們穿越能高古道，從霧社上山，在中央山脈能高鞍部一帶搜索，一直往花蓮的方向仔細尋找，沿途風景清奇美絕，古棧道與木造山屋充滿古意，清晨的山鑾被雲海環繞，恍如仙山，怪不得泰雅相信山靈。
〈然後然後〉
這輛188號公車往山上開，是很冷僻的路線，連她都沒搭過。她喜歡搭公車，沒固定目標，就是隨便搭，尤其是蹺課天，然後搭到終點站，這世上真有所謂終點站？終點之後是什麼呢？會不會是另一個起點？
〈紅咖哩黃咖哩〉
母親閉上眼睛，快速流下兩行淚，沒想到老輩的感情是這麼深沉，那是一個深沉的年代，像一座座火山口，流動著像百萬朵食人花瑰麗的熔岩，令人怕靠近，怕自己一靠近會縱身跳入。
作者介紹
作者簡介
周芬伶
政大中文系畢業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，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。曾獲吳濁流小說獎、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散文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。跨足多種創作形式，著有散文《紫蓮之歌》、《母系銀河》、《汝色》、《花房之歌》、《雜種》、《蘭花辭》、《北印度書簡》等，小說《影子情人》、《浪子駭女》等，以及少年小說、文學論著等多種，另編有散文、小說選本。
周芬伶
政大中文系畢業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，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。曾獲吳濁流小說獎、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散文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。跨足多種創作形式，著有散文《紫蓮之歌》、《母系銀河》、《汝色》、《花房之歌》、《雜種》、《蘭花辭》、《北印度書簡》等，小說《影子情人》、《浪子駭女》等，以及少年小說、文學論著等多種，另編有散文、小說選本。
序
自序
可怕的美
住在大度山已有六年，剛來時配到的房子一片廢墟，裡外整治約一年才能住人，山裡的生活與世隔絕，每天要面對毒蛇、虎頭蜂、蜈蚣、老鼠、白蟻入侵等等情節，白蟻常數日之間讓樹倒塌，屋樑地板朽壞，稍不小心，朽壞馬上降臨，獨居更加深這種無助感，對抗著這無所不在的朽壞，只能稍稍阻擋，然後隨遇而不安，這種不安感始終存在——我的鄰居因被虎頭蜂攻擊，心臟病發暴斃；才剛華麗裝修宿舍的另一個鄰居，令人讚歎的甜美草皮剛鋪好，他卻發覺自己癌末，不久去世，房子隨之失去光彩，草皮被雜草掩蓋，每回路過總感覺悲涼；不幸與災難來得如此蒼促，人力如此微弱，我也曾被蜜蜂叮得滿頭包，被毒蛇嚇到不敢回家，在這裡小小的事都會變成災難，有一次蟲殼飛進眼睛，痛到掛急診；出門一個不慎腳插進水溝，仰倒在草地上，直面藍天，我感到暈眩，並覺得天空如鍋蓋壓在我身上，我想罵髒話，眼淚卻自動到來。
但我喜歡山、樹林，各種花草，這是無可逆轉的，也許血液中有著山裡人的因子，令我想起住在叢林中過著原野生活，喜歡打獵的外祖父，九歲時曾與他住過一段時間，夜裡無燈，每日汲取河水放進黑色大水缸泡明礬過濾，那缸水是一天內煮飯與洗衣洗浴用水，得非常節約使用，大蜥蜴與毒蛇穿梭林間，而我們在溪河中泅泳，只為撈一些河蜆，那就是我們的食物，蚊子叮得我寫求救信，拜託母親救我回家，還好沒有，日後想起卻是懷念的日子。
我也想起我所來自的家鄉，地處北大武山下，鄰近都是原民區與客家庄，我們那個小鎮是少數的閩南人，移民兩三百年，常與原住民通婚，也許我們早已是原民化的山人，而自己竟不自知。潮洲離排灣聚集的農場、來義、泰武只有數公里，山民常頂著竹簍徒步到我家以物易物；我們則上山找同學，他們大多有好歌喉與很酷的名字，有個女孩叫夏玫瑰，聽說是公主。
因地處山腳，遍布原始森林，從小我就愛往林子裡鑽，那深邃的綠，原始的氣息，那綠裡有著許多傳奇，從民國九十七年起很自然地寫山民的生活，也沒多想，就是往那綠裡鑽，五年來陸續寫了十三篇，淘汰三篇，如果再多看幾眼，可能沒勇氣出版。
然這本書作為生命的本色，描寫的與其說是朽壞的人，不如說是那些想逃避朽壞而無處可逃的人。
山裡人是隨順自然，無處可逃之人，他們到山下只會更想念山上，所以面對一切天命與違逆忍受力超強，八八水災毀了霧台村，百合族裔魯凱被迫遷到山腰排灣區，許多人無法適應又返回祖地，我曾在那裡住過，滿山遍野的百合花與圖飾，在山之巔有條古道，山人就從這裡走到台東或花蓮，有多少的山村被洪水與地震吞沒，然而只要住過山上就會想再回去，這是山裡人的命運。
海拔三千，是人體還能忍受的高度，今年去了一趟喜馬拉雅山，海拔四千到七千，到那裡生活已超過一般人體極限，連官覺都會改變，慾望消減，心靈純淨，怪不得成為宗教聖地與香巴拉，那是另一種超現實，我無法補捉那超塵絕俗之美，只能描摹海拔三千以下的綠，那豐沛的綠，似乎是充滿慾望與想像的叢林，還有著眼耳鼻舌身意，還有塵垢，還有無明，只要無明存在，所有的恐怖顛倒夢想依舊存在。
超脫說起來容易，在現實中如何困難。
當散文中的小我寫煩了，抽離自己去看遠方的人——遠方的人對我恆常存在魅惑力，去抓住那些幻影，當作遠方的旅行，當我一次又一次歸來，常有如黃粱夢醒般清澈。
台灣是個海島，有關海已寫得很多，然而台灣同時是山國，百分之七十的高山，百座以上三千公尺高峰，那裡清麗脫俗，我曾縱走能高越嶺，六天五夜過棧道攀岩走壁，走到脫落四個腳趾甲，橫越台灣中部高山，山中的夜晚奇寒，嶺上結著霜，清晨的山頂雲霧與與群山好像在旋轉，在這裡樹變少，山變小，人失去存在感，我無法說明那山憾人的力量，它幾十年來跟隨著我，始終沒離去。
把它們看作山中傳奇也好，或是某種山的素描，我沒用力也沒花招，只是素樸地記錄山的記憶。
寫小說的我與寫散文的我越來越不同，以前它們或有交錯或交織，現在越離越遠，寫小說是遠方的旅行，向人訴說旅途的經歷，然而寫散文先要存在一個散文家，散文是散文家的文體，我是寫了十幾二十年，才有散文作者的鮮明意識，而小說是否也是小說家的文體，先存在著小說家，才有小說這回事？
最早的小說家是個說故事的人，他們行走四方以說故事娛樂大眾；當聽的故事變成寫定的小說，其中的小說家變成摹擬的人，如亞里斯多德所說，他們摹擬自然，自然包含神祇，他們同時是發現者，其時的悲劇多是命運悲劇，發現天命即是命運逆轉直下之時，如梅迪亞、安蒂岡妮，她們作出不得已的選擇，走向毀人或自毀之路；之後是性格悲劇，人的不幸來自自身的性格缺陷，如莎劇中李爾王的軟耳根及愛聽讒言；哈姆雷特的多疑軟弱，英雄的心通常破了個大洞；直至科學家發現遺傳與進化論，小說描寫的多是境遇悲劇，人的不幸是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環境構成，如包法利夫人、娜娜，她們的墮落是一步錯一步；至二十世紀初，小說描寫的多為心靈悲劇，如同《推銷員之死》中的老銷員，他先死於心靈，後死於自殺。當人對於不幸不但無力反擊，反而坐以待斃，這種悲哀無寧更為絕望。
現代小說多是憂鬱的，盧卡奇認為現代小說只是史詩的殘餘，故而主角都是憂鬱的流浪者，他們不是傻子、瘋子就是罪犯。然而小說家在不在其內呢？或者那個小說家根本是非人或超人。
史詩之後的小說家，從與魔鬼交易的天才到背負使命的良心導師，然後是召魂者或降靈師，最後是將垃圾變成黃金的打包工，然誰具有鑽石孔眼，把孤獨化為喧囂呢？
我是很願意當文學的打包工，從寫小說以來，圍繞著一主題而書寫，形成較大的架構，這種模式是有長篇的企圖，然尚無結構力，我把希望寄託在《花東婦好》，已寫近十年，這麼久了，再久一些無妨，《龍瑛宗傳》寫了近二十年才完工，我是從不急的。葉慈在〈一九一六年復活節〉寫著：
不管已說了和做了什麼。
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夢；
知道他們夢想過和已死去
就夠了；何必管過多的愛
在死以前使他們迷亂？
我用詩把它們寫出來——
麥克多納和康諾利，
皮爾斯和麥克布萊，
現在和將來，無論在哪裡
只要有綠色在表層，
是變了，徹底地變了：
一種可怕的美已經誕生。
一種可怕的美快要誕生，急什麼呢？我沒有鑽石孔眼，只願像清晨小草上的露珠平和謙卑地照射。
可怕的美
住在大度山已有六年，剛來時配到的房子一片廢墟，裡外整治約一年才能住人，山裡的生活與世隔絕，每天要面對毒蛇、虎頭蜂、蜈蚣、老鼠、白蟻入侵等等情節，白蟻常數日之間讓樹倒塌，屋樑地板朽壞，稍不小心，朽壞馬上降臨，獨居更加深這種無助感，對抗著這無所不在的朽壞，只能稍稍阻擋，然後隨遇而不安，這種不安感始終存在——我的鄰居因被虎頭蜂攻擊，心臟病發暴斃；才剛華麗裝修宿舍的另一個鄰居，令人讚歎的甜美草皮剛鋪好，他卻發覺自己癌末，不久去世，房子隨之失去光彩，草皮被雜草掩蓋，每回路過總感覺悲涼；不幸與災難來得如此蒼促，人力如此微弱，我也曾被蜜蜂叮得滿頭包，被毒蛇嚇到不敢回家，在這裡小小的事都會變成災難，有一次蟲殼飛進眼睛，痛到掛急診；出門一個不慎腳插進水溝，仰倒在草地上，直面藍天，我感到暈眩，並覺得天空如鍋蓋壓在我身上，我想罵髒話，眼淚卻自動到來。
但我喜歡山、樹林，各種花草，這是無可逆轉的，也許血液中有著山裡人的因子，令我想起住在叢林中過著原野生活，喜歡打獵的外祖父，九歲時曾與他住過一段時間，夜裡無燈，每日汲取河水放進黑色大水缸泡明礬過濾，那缸水是一天內煮飯與洗衣洗浴用水，得非常節約使用，大蜥蜴與毒蛇穿梭林間，而我們在溪河中泅泳，只為撈一些河蜆，那就是我們的食物，蚊子叮得我寫求救信，拜託母親救我回家，還好沒有，日後想起卻是懷念的日子。
我也想起我所來自的家鄉，地處北大武山下，鄰近都是原民區與客家庄，我們那個小鎮是少數的閩南人，移民兩三百年，常與原住民通婚，也許我們早已是原民化的山人，而自己竟不自知。潮洲離排灣聚集的農場、來義、泰武只有數公里，山民常頂著竹簍徒步到我家以物易物；我們則上山找同學，他們大多有好歌喉與很酷的名字，有個女孩叫夏玫瑰，聽說是公主。
因地處山腳，遍布原始森林，從小我就愛往林子裡鑽，那深邃的綠，原始的氣息，那綠裡有著許多傳奇，從民國九十七年起很自然地寫山民的生活，也沒多想，就是往那綠裡鑽，五年來陸續寫了十三篇，淘汰三篇，如果再多看幾眼，可能沒勇氣出版。
然這本書作為生命的本色，描寫的與其說是朽壞的人，不如說是那些想逃避朽壞而無處可逃的人。
山裡人是隨順自然，無處可逃之人，他們到山下只會更想念山上，所以面對一切天命與違逆忍受力超強，八八水災毀了霧台村，百合族裔魯凱被迫遷到山腰排灣區，許多人無法適應又返回祖地，我曾在那裡住過，滿山遍野的百合花與圖飾，在山之巔有條古道，山人就從這裡走到台東或花蓮，有多少的山村被洪水與地震吞沒，然而只要住過山上就會想再回去，這是山裡人的命運。
海拔三千，是人體還能忍受的高度，今年去了一趟喜馬拉雅山，海拔四千到七千，到那裡生活已超過一般人體極限，連官覺都會改變，慾望消減，心靈純淨，怪不得成為宗教聖地與香巴拉，那是另一種超現實，我無法補捉那超塵絕俗之美，只能描摹海拔三千以下的綠，那豐沛的綠，似乎是充滿慾望與想像的叢林，還有著眼耳鼻舌身意，還有塵垢，還有無明，只要無明存在，所有的恐怖顛倒夢想依舊存在。
超脫說起來容易，在現實中如何困難。
當散文中的小我寫煩了，抽離自己去看遠方的人——遠方的人對我恆常存在魅惑力，去抓住那些幻影，當作遠方的旅行，當我一次又一次歸來，常有如黃粱夢醒般清澈。
台灣是個海島，有關海已寫得很多，然而台灣同時是山國，百分之七十的高山，百座以上三千公尺高峰，那裡清麗脫俗，我曾縱走能高越嶺，六天五夜過棧道攀岩走壁，走到脫落四個腳趾甲，橫越台灣中部高山，山中的夜晚奇寒，嶺上結著霜，清晨的山頂雲霧與與群山好像在旋轉，在這裡樹變少，山變小，人失去存在感，我無法說明那山憾人的力量，它幾十年來跟隨著我，始終沒離去。
把它們看作山中傳奇也好，或是某種山的素描，我沒用力也沒花招，只是素樸地記錄山的記憶。
寫小說的我與寫散文的我越來越不同，以前它們或有交錯或交織，現在越離越遠，寫小說是遠方的旅行，向人訴說旅途的經歷，然而寫散文先要存在一個散文家，散文是散文家的文體，我是寫了十幾二十年，才有散文作者的鮮明意識，而小說是否也是小說家的文體，先存在著小說家，才有小說這回事？
最早的小說家是個說故事的人，他們行走四方以說故事娛樂大眾；當聽的故事變成寫定的小說，其中的小說家變成摹擬的人，如亞里斯多德所說，他們摹擬自然，自然包含神祇，他們同時是發現者，其時的悲劇多是命運悲劇，發現天命即是命運逆轉直下之時，如梅迪亞、安蒂岡妮，她們作出不得已的選擇，走向毀人或自毀之路；之後是性格悲劇，人的不幸來自自身的性格缺陷，如莎劇中李爾王的軟耳根及愛聽讒言；哈姆雷特的多疑軟弱，英雄的心通常破了個大洞；直至科學家發現遺傳與進化論，小說描寫的多是境遇悲劇，人的不幸是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環境構成，如包法利夫人、娜娜，她們的墮落是一步錯一步；至二十世紀初，小說描寫的多為心靈悲劇，如同《推銷員之死》中的老銷員，他先死於心靈，後死於自殺。當人對於不幸不但無力反擊，反而坐以待斃，這種悲哀無寧更為絕望。
現代小說多是憂鬱的，盧卡奇認為現代小說只是史詩的殘餘，故而主角都是憂鬱的流浪者，他們不是傻子、瘋子就是罪犯。然而小說家在不在其內呢？或者那個小說家根本是非人或超人。
史詩之後的小說家，從與魔鬼交易的天才到背負使命的良心導師，然後是召魂者或降靈師，最後是將垃圾變成黃金的打包工，然誰具有鑽石孔眼，把孤獨化為喧囂呢？
我是很願意當文學的打包工，從寫小說以來，圍繞著一主題而書寫，形成較大的架構，這種模式是有長篇的企圖，然尚無結構力，我把希望寄託在《花東婦好》，已寫近十年，這麼久了，再久一些無妨，《龍瑛宗傳》寫了近二十年才完工，我是從不急的。葉慈在〈一九一六年復活節〉寫著：
不管已說了和做了什麼。
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夢；
知道他們夢想過和已死去
就夠了；何必管過多的愛
在死以前使他們迷亂？
我用詩把它們寫出來——
麥克多納和康諾利，
皮爾斯和麥克布萊，
現在和將來，無論在哪裡
只要有綠色在表層，
是變了，徹底地變了：
一種可怕的美已經誕生。
一種可怕的美快要誕生，急什麼呢？我沒有鑽石孔眼，只願像清晨小草上的露珠平和謙卑地照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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